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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范式多样。西方社会经历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社会面貌不断地变化，促进了政治研究范式的革故鼎新，出现了伦理学世界观、神学世界观、法学世界观、社会学世界观等研究范式。②注重逻辑。西方政治研究受到自然科学、哲学、逻辑学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色彩，对各种政治理论现象有较抽象、完整、系统的理论分析，重视探讨政治中的一般抽象原则。③强调建制。西方政治研究注意对国家的起源、性质与作用的研究，由此注重对政体的探讨。④侧重法理。西方政治研究认为，人性多变，特别强调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权力关系、权力运用和法律规范等外部机制调节人的行为，维持和巩固某种特定的政治秩序。⑤学科界限清晰。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与伦理学、哲学加以区分，使政治研究初步取得独立的地位，此后的研究者们基本上把政治研究看作一个专门领域。
西方政治学研究沿着两条富有鲜明特色的主线进行，一条是制度主义、 行为主义的交替和融合，一条是二十世纪后半期政治问题经济学研究的兴起。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和新政治经济学分别是这两条路线的产物。研究这条两条路线有助于我们了解上个世纪政治学研究发展的大致脉络，理解政治学发展的一些内在逻辑。
一、制度和行为之争
制度主义在时间顺序上分为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 制度主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因为它包容了不同的学说，而是指一种研究上的取向。关于制度的讨论，上可以溯源到古希腊柏拉图以前的群众性的政治辨论，历经了中世纪的神俗之辩，到近代的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的启蒙之作，都可以看作是对人类秩序原理的探索，而这些探索又具体体现在对制度的思考和设计上。及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在美国出现，制度的研究依然处于中心位置，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中期直到它受到了行为主义的严峻挑战。
行为主义者认为，传统制度的宏观的、静态的、伦理判断性的、 描述性的研究方式已经不再适合研究的需要，是反理论的；法律、机构和历史的框架不能解释现实政治中政治个体的行为和政治过程；应该以可观察的人的行为、心理为基础把握政治的本质。行为主义是一种研究取向，不仅指在内容上以个体的行为为研究对象，而且在方法更趋于一种科学主义，它努力接近于自然科学的准确性，试图以自然科学的标准对研究对象以进行价值中立的、量化的、可检验的经验研究。行为主义的崛起标志传统制度主义的衰落，以此为界，传统的制度主义被称作旧制度主义或者老制度主义。
行为主义运动虽然声势浩大， 但其研究取向的内在缺陷导致了它占据主流地位的时间并不长，而且行为主义一开始就没有被普遍接受。由于强调研究个体的心理和行为而使它的关注过于琐碎，以至于对重大的社会问题注意不够；由于强调价值中立以至于无法规范现实；而且，其追求的准确性也不能实现，因为自然科学的标准很难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行为主义学派对当时的一些重大事件没能做好解释和预测，这与他们的学术雄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行为主义批评的浪潮开始高涨，在这片批评之声中又形成了一场不断改革政治科学的运动。对行为主义的反思进入了了后行为主义时代，制度又重新回到政治学研究的主流中来。
作为反思的结果，在政治学研究里出现了至少三种研究趋势。 一是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规范哲学的回归，他们关注的是社会中的正义及其实现问题；第二个是以拉斯韦尔为代表的政策科学的兴起，他们关注的是政治系统如何决策以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第三个是稍后出现的新制度主义。可以看出，后行为主义时期的研究取向也是以广义的制度为中心的，所不同的是，行为主义非但没有被完全放弃，而且其分析技术与手段被大量地继承下来，从而使后行为主义的分析趋于一种准确性。同样，一些后行为主义学者也把个体行为放在研究的基础位置。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出现代表着制度研究的复兴。 最早提出“新制度主义”概念的是美国学者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1984年，他们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了《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标志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兴起。经过了不到20年的时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日益成熟，甚至被称作政治学研究的范式革命。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它流派纷呈，因为大家对制度的共同关注，才得以统一在新制度的旗下。根据彼得·霍尔（Peter A·Hall）和罗斯玛丽·C.R·泰勒（R. C.R·Taylor）的分法，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可分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①美国学者彼特斯（B.Guy Peters）则把它分为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②而有的学者干脆把它分成理性选择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目前最为繁荣的一个政治学研究分支， 以至于许多学者自称为新制度主义者。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对行为主义反思的基础上建立而成，而行为主义又是在对旧制度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而成，其中历经了制度主义的兴盛、衰落和再次复兴。所以，仅从制度的角度来说，旧制度主义到行为主义再到新制度主义的演变构成了二十世纪政治学发展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几乎囊括了当时主要的学术流派，文献颇丰，观点即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为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也体现了政治学说发展的内在逻辑。
二、政治问题的经济学研究
而另一条主线则是兴起于二十世纪60年代的对政治问题的经济学研究，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新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是学科交叉的产物，在现代学科的划界上很难说它单纯地属于政治学还是经济学，可以说它即属于政治学，又属于经济学，或者说它即不同于经济学，也不同于政治学，而是二者的融合。以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主题具有两层涵义，一方面是强调政治尤其是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以经济学的模式对制度的构建进行解读。与上文提到的制度、行为之争相比，这条研究主线的特点是非常鲜明的。前者主要是由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主要是在政治学内部完成的，而后者则是一种学科的交叉，是经济学对政治学的延伸和扩张，是在政治学的外部进行的，因而二者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
新政治经济学不是学派意义上的，而是一种研究取向。 什么是新政治经济学呢？新政治经济学还处于发展期，对于它定义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总体上认为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国家和市场、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这三个方面的关系，然而在这些研究取向中，政治因素无疑又是重点强调的内容。新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有着显著的差别，后者把制度因素看作是外生给定的而把制度拒绝在分析之外，对制度的强调则是新政治经济学的重点内容。新政治经济学和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又不同，因为新政治经济学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手段应用到政治经济的互动中去，使其分析更加严密和精确，而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相比，对微观基础的重视也是其主要的内容。
关于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定，说法也是不一的。 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1、 布坎南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公共选择、产权经济学、法和经济学（或法律的经济分析）、新制度经济学、规制的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学；③2、D.莱尔（D.Lal）和H.明特（H.Myin）认为新政治经济学包括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公共选择、社会选择和制度和组织经济学；④3、安德鲁·盖保尔（Andrew.Gamble）在其《新政治经济学》一文中认为研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家理论、比较政府－产业关系和公共选择；⑤4、《新政治经济学》1996年的创刊号的社论上给出了另外四种说法：比较政治经济学、环境政治经济学、发展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5、汉斯·范登·德尔认为有：公共物品的供给和需求、政治交易过程中的价值分配、选举竞争和官僚机构对公共政策的影响。⑥虽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给出了不同的研究内容，但总体上还是比较相象的，即国家和市场、社会和个人以及政治和经济的三方面的关系，主题基本上还是比较接近的。目前来看，在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支中，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是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也是这些学说中发展最为成熟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 这里所说的新政治经济学和上文所提到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分支是有区别联系的。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要广些。新政治经济学还包括国际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是指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当然，理性选择学派也会研究国际政治或者发展问题以及环境方面的内容，但当前二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尤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政治学研究中，主要使用了交易成本的方法，而且其方法论属性也决定了它在以后的研究中也要以交易成本分析、产权分析为核心的。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与内容均不一，“绝大多数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都可以归结为三种理论之一：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重商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几种理论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有时在分析国家经济行为上持截然不同的观点。”⑦但是，如果按照布坎南的分类，新政治经济学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支又是重合的，不过这也不能表明二者在认知发展的逻辑上是同一的。要知道，当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在1984年第一次提出“新制度主义”概念的时候，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早已经存在了。正如上文所提，政治学中制度研究的复兴是建立在对行为主义的反思基础之上（当然在相当程度上也受了经济学方法的影响），和经济学方法向政治领域的延伸是不同的两种路径，所以和经济学对制度的关注又是不同的两种情况。但正是公共选择和新制度经济学中政治学研究的出现，表明了政治学和经济学融合的趋势，政治的可以是经济的，经济的也可以是政治的，二者本来就不该分离。
三、结论与分析
政治学理论产生于政治生活现实的需求， 同时也取决于政治学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政治学知识随着政治系统的演进以及人们对政治生活观察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深化和前进。行为主义的崛起和传统制度主义的衰落以及再次复兴就反映了这样一种轨迹。
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社会制度的探索。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 从古希腊的先哲圣人到近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就代表了这种努力。政治的原则和政治形式的问题是他们关注的核心内容，这一趋势随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建立和稳定而暂时告一段落。随着资本主义革命的完成和政治制度构架建立，资本主义逐渐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已经不是集中在建立何种制度这种原则性的问题上，而是逐渐转移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来。从而政治学的研究中心也逐渐转移到公共政策上来。同时，传统制度主义单一的研究取向也出现危机，许多行为为主义者认为，传统的政治科学不能产生可靠的知识，历史的、法律的、机构的、描述的、伦理判断的方法被视为“非理论”。在行为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影响下，行为主义者主张以经验的精确的行为研究去把握政治过程。
这种取代并非偶然。政治生活具有层次性。viii［viii］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次的政治生活由主要的政治原则、政治系统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主要政治力量、政治权力的配置、政治系统的运行与政治系统的发展等内容组成，它是相对稳定的。中观层次是制度、规则、政策的层面。中观层面是宏观层次的维护和支撑层面，一旦制度和规则发生震动，宏观层面就会发生无序，当然宏观的政治要素的变动也会导致制度的变革。微观层次的政治生活由政治个人、政治群体、政治组织等政治个体的政治行为组成，它们构成了政治生活的基础。一方面，制度、规则决定了这些政治个体的行为框架，另一方面，正是政治个体的政治行动决定了制度的形成。由此可见，不管是宏观的、中观的，还是微观的，制度和行为都构成了政治生活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制度规定了个体的行为，而个体的行为又规定了制度的变化方向，个体的行为又是政治系统的基础。所以，在经历了对制度的研究之后再把注意力转移到行为研究是非常符合政治认识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的，这反映了人们对政治系统认知的不断深化。
同时，人们的知识体系应该是有周延性的。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正是这种周延性的体现。行为主义和旧制度主义一样，同样也犯了片面性的错误，对行为的关注又导致了对制度的忽视，所以注定行为主义学派是没有生命力的。离开了制度的行为是片面的，同样，离开了行为的制度也是片面的。新制度主义是旧制度主义和行为主义在更高的平台上的融合，体现了制度和行为的互动关系，同时它也更趋于精确性和严密性。而且在事实上，即使在行为主义时期，制度研究的取向也没有被完全取代。
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也体现了这一大致相同的发展逻辑。众所周知，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政治的因素是非常重视的，那时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不存在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只是到了边际革命以后，经济学家为了追求简化和数学化逐渐赶出了政治，把政治当作一种外生因素拒绝将它纳入经济学分析，只研究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从而成为纯经济学、“黑板经济学”。但正如诺斯认为的那样，仅从资源禀赋无法解释诸如英国崛起、西班牙衰落这种巨大的绩效差异，而应该把制度作为一种内生因素进行考察，制度禀赋对经济绩效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脱离了政治分析的经济学是片面的，因而出现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就不是偶然的。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说明经济学的认知体系在不断深化，在周延性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同样，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也表明了对政治生活认知水平的不断深化。 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融合对两者的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对政治学来说，采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治问题，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丰富了研究内容，增强了解释力；同“正规”的政治学相比，研究的取向不再单一了，研究手段多样化了，研究成果也更丰富了。对经济学来说，把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分析，弥补了把政治因素当作外生变量的方法论上的内在缺陷，从而可以比较全面的认识经济政治关系。这些都说明，尽管人是有限理性的，但人类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越来越完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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